怀里的宝贝五花八门，有香炉，有花瓶，有木框，每一件都被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要展示给专家看，须先打开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装。宝贝递过去后，主人“全神贯注地盯着专家的嘴，生怕听漏一个字”。
　
专家乎？

    赶上了收藏热大潮，而又缺少鉴宝眼光的人们未必知道，模样周正、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专家们，并非一言九鼎。

    曾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秘书长的刘东瑞讲过一个故事。为鉴定同一件彩绘木雕神像的价值，3名鉴定委员会的专家分别前来鉴定。上午9时许，第一名专家仔细看完文物，得出结论是“明代文物”。随后，他被请去隔壁喝茶等候。10时，第二名专家鉴定，他的观点是，这属于清代的一般文物。第三名专家进门看了几眼说：这不是文物，“潘家园旧货市场上有的是”。

    同一件文物的身价一日数变，在文物鉴定者眼里，并不奇怪。因为文物鉴定多靠“眼力”，所以，不同经验、见识的人，感觉的准确与否往往不同。鉴定手艺的传代，往往也是走“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模式，靠的是“悟性”和几十年的苦功夫。这些因素都决定，对一件文物的年代、价值的具体判定，很难有一个最后的“定论”。一个广为流传的例子是，有一幅国宝级名画，交给南北两位同为书画大家，又同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担任委员的专家鉴定，得出的真伪结论截然相反。

    不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很难锻炼出“眼力”来，这是文物鉴定入门的高门槛。不过，学术的高标准，并不能改变行业准入制度的缺乏。

    我国目前的文物鉴定并无标准可依，而对“专家”级别，也缺乏科学的划分体系。在行业资格的管理上，开一家鉴定工作室和俱乐部从事文物鉴定，既不需要到文物部门申报，也不需要任何手续，只要到工商部门登记或在民政部门注册一个民间团体即可。

    有人于是总结出一幅“文物鉴定众生相”。这个庞大的鉴定群体中，既包括国有的博物馆或所属机构，也包括民营鉴定中介机构，以及一些个体鉴定人员、古玩经销商、拍卖企业等，甚至包括媒体组织的鉴定会。

    在这个群体中穿插往来的，则是各种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规定》强调，“未经国家文物局许可，不得以本会委员身份执行文物鉴定任务和从事社会活动，不得开具任何带‘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等字样的鉴定证书”。然而一份调查显示，各级文物鉴定委员会的成员，在鉴定机构兼职的现象非常普遍。个别鉴定机构中，90％以上的鉴定专家是兼职。不少专家除原有的工作单位外，还在十数家鉴定中介机构兼职。

    在一家商业鉴定机构的协议条款中，记者看到如下规定：客户的器物鉴定为“真品”后，虽然可获得该中心出具的鉴定证书，但若在流通或拍卖中被证实是“赝品”，引起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都与该中心无关”。据了解，类似免责条款相当普遍。

    由各种中介机构组织的普通鉴定、一般专家鉴定、知名专家鉴定、专题鉴定、证书鉴定、外出鉴定等“走穴”方式，开始流行。不同级别的专家，设置有不同的标准，专家们的身份名气，在这个行当里，由“鉴定劳务费”划分清晰。

    某地方鉴定机构负责人曾在媒体上披露这种走穴风的后果：“这些所谓搞鉴定的人大都和古玩交易有联系，或者本身就是古玩交易的幕后操纵者。有些人去鉴定时，他们就将收藏品备案，等到另外想收藏的人到他们那儿咨询，他们就充当中间客，两边通吃。”

    “接下来的内幕，不用说你也想得清楚，无非是职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