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现象，新的艺术潮流，甚至新的明星，难道批评只是做这个事情吗？只是为了向艺术家和画廊服务吗？我觉得批评的诉求应该是成为思想，而不应该成为市场的一种工具，或者是涉及到更多的功利层面的东西。一旦批评成了思想，我们就不能把理论工具化，因为在很多新的话语批评中，比如卡通，果冻，是利用一些新的理论资源，比如说图像时代、文化研究，甚至还有更多的，包括语言学、媒体理论等。但是对于这些理论的利用，它只是在一个工具化的层面上，它没有把艺术家们提供的一些更有价值、更有可能性的东西纳入到整个理论思考中去。所以批评界就存在这样的现象，只是用一个看起来很时尚，很流行的理论话语，把这些东西做一个筐子，然后把艺术家的创作框进去，仿佛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艺术，新的艺术家。对新一代人的创作缺乏真正的尊重，同时也遮盖了他们的一些更有可能性，更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批评最终的一个目的，它不是为了向市场提供商品，或者只是向艺术史提供资源，批评自身也要成为一种自觉的思想，成为理论的一个部分。因为从广义上讲，所谓的理论，是对某个学科的研究所获得的东西已经超越了这个学科的范围，比如说20世纪的结构主义最初是从几个很小的研究领域发展起来的，但最后超越了那些领域而成为了一种广泛影响的理论。
不能用一种空洞的所指制造虚假的潮流
岛子：鲍栋、杜曦云等是那一届川美研究生中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气质的青年批评家，我对他们很是推崇。这个推崇是说他们的确喜欢读书，喜欢探讨学理，有严肃的历史观，有理性的判断和诗性情怀，有理论的积累和深度，有独立思考的勇气。最主要的，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批评的态度，一种方法，但并不迷信方法论，他们能积极地进入现场(不是天天去赶场)，从当代艺术整体的创作状态中切入到内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当代的批评学，在批评理论以及策展，尤其应该倡导，这是非常可贵的。
鲍栋刚才质疑近年流行的”划代”方式，主持人刘礼宾也谈到了，我认为这种方式是以生物学的代群来界定不同的精神诉求，进而来规划艺术演化的进程，这是很陈腐的。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叶，这段时间是一种现代主义的立言方式，这种现代性批评的立言方式往往以一种文化英雄的冲动和角色期待，进入到一个文化史、文学史、艺术史脉络中去，批评家引领艺术运动，使自己成为一个潮流的领军人物。但是在后现代性批评不是这样的，它就表现在理论的批评化、批评的理论化双向阐释活动，使更广泛的创造力释放、流动，形成更有活力的支流甚至逆流，这样就从一个共名时代走向了多元化的无名状态，而不是马上制造一个潮流，然后通过这个潮流确定一种权力话语制高点，然后使艺术生产批量化输入艺术市场，这就是共名化的命名的权利逻辑。命名其实就是一种隐蔽的权利，是很典型的意识形态，因此会成为有野心的政客的惯用伎俩，结党营私即如此。孔子喜欢正名，为统治者张目，老子则消解正名，演绎无名之道。有一部英国电影叫《为父之名》，就是父权制话语方式的表征。尽管85美术运动也是一种命名运动，但那时候的命名还有真实性可言，因为批评家基于全国众多自发的艺术社团的活动，链接不同的艺术家来求索思想解放之路，向大一统的文化霸权挑战，但是到89后就干脆用粗放的命名和”划代”了，比如说70后、80后这种命名，往往找不着文化意义上的差异性，看不到无名状态存在的个体的主体性，就使用社会生物学的决定论和反映论来立言，似乎社会残酷，青春必然残酷，大众社会流行卡通，艺术亦然，但多数年轻艺术家并不是这样。艺术批评在使用现成概念的时候，不仅要理性检验概念的来源，也要到现场去检验实践的结果，因此艺术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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