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5过来，我们经历了审美现代性阶段，和西方现代主义样式过招，包括形式学派、抽象主义的再认识，在这个层面上那么进行美学建设。但是如果要实现”整一的现代性”，除了审美的维度，还有伦理的维度，除了伦理的维度，还有个体信仰的维度。伦理维度的切近主要是政治文化批判。广东的批评家，在前些年做了一个社会学转向的研讨会，探讨艺术社会学的当代方式，他们也借鉴西方现代社会学的资源，而多数发言还停留在社会反映论层次上，把自己策划的展览拿出来印证。问题是从涂尔干、韦伯到哈贝马斯的社会学话语，都在使基督教思想、后形而上不断社会理论化。社会反映论不可能替代伦理和个体信仰，从传统专制社会走向现代民主社会，只有伦理建设和宗教复兴才可能构成内在的动力和转型的前提。前者指向公义，后者指向属灵。1917年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方案，这个本末倒置的方案早就破产了，专制政治”替代”了一切。中国当代艺术在内部有了自由，外部的制度环境没有民主。比如，这次展览中张震宇的作品用反符号的方式，对非信息化、非人化进行消解。在伦理维度上，也就是政治哲学的维度提出了问题。那么这种自觉从哪里来的，是从本心出、自性出发的，从伦理疼痛经验出发的，不是搬个尸体来反映“对伤害的迷恋”，也不是闭门不出画些水墨格子，所谓纯化内部语言对抗外部的混乱。

    现在已到了21世纪，应该有一种新的转向，但不能用那样共名的方式制造潮流，用一种空洞的所指制造虚假的潮流。我认为策展人也好，年轻的批评家也好，应该深入到具体的现象，深入到个案，深入到创作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当代艺术才会有希望。我就说这些，作为一个不成文的评述。总之，共名批评终结了，同时当代艺术作为审美的维度已经过去了，作为风格学、形式学派的审美现代性，已经过去了。

    把社会学问题转化成风格学问题的代际划分，是一种概念的偷换

    蒲鸿：以10年为一个时间段的代际研究是二战后美国社会学家对美国社会的一种研究方法，它属于社会学的范畴，比如美国社会学家把1980年之后出生称为“Y一代”，在这个概念划分下，人群所体现出来的包括文化心理特征，所具有的是社会学的意义，但在艺术领域内，70后或80后概念的提出，却把一个社会学的问题转换成了风格学的问题，“果冻一代”、“卡通一代”最后都统归于70后或80后的一种整体风格；所以我觉得，这种代际的划分，实际上是一种概念的偷换。

    第二点，这样一种抽象划分，是不是容易忽视处于亚文化边缘人群的集体焦虑？很有说服力的一种说法是，作为亚洲首富的80后和作为一名普通农民工子女的80后是不是同样分享一种代际心理。可以说，这种划分忽视了差异的价值，是一种话语霸权；包括对艺术家来讲，好像都被纳入一个80后的范畴里面，我们每个人在做什么事情，其实都看不见。
第三点，以10年为界限的划分，会不会因为全球化、信息化的迅速膨胀，时间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