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栋：我很认同您补充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有必要提出另外一种判断。首先我们要看当初朱其和其他批评家用“70后”这个概念命名他们所认同的那批青年艺术家，它的概念是什么？实际上朱其最重要的认同是什么？是市场影响下的这么一代人，实际上朱其也做过关于卡通动漫一代的批评。他的论述有几个核心的东西，第一他认为这代人在玩低和浅的游戏，就是说他认为这一代人在一种表层化的快感中，在一种浅痛苦中感受自己的人生，他们的艺术又是一种表层化的，浅态状态下的一种游戏。“70后”这个概念下面有一个明确的指示，他构成了一个判断，我说这个判断是不对的。当然如果说这个展览的这几个艺术家，这个问题就变得具体了，实际上还是可以讨论的，哪些艺术家是这个状态，他所归纳的艺术家到底是不是这样的状态，这些都是可以争论的。但如果我们谈的是一个整体，比如说这一代人，在朱其的论述中，是市场影响的一代人，不仅仅指参加展览的艺术家，他把他的判断纳入到历史判断中，认为这段历史是市场经济下带来的，所有的艺术家都受到这些影响，他的判断是希望构成一种普遍判断。

    还有一种更糟糕的评论，比如说这代人没有受过苦，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为什么人的精神深度和责任感必须来自于痛苦？或者说这种痛苦为什么要以社会运动和动荡的形式才能带来？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70后”这个话语已经不成立了，在近几年，70后、80后已经有很多的不同于表面的浅层的，或者是没有责任感，没有历史感的表现的现象。比如说这次火炬事件带来大面积的青年人的反应，不管政治立场如何，不管是不是过激，但这实际上就一种责任感。我觉得关键不在于考据概念是如何出来，考据这个展览当时是哪些艺术家，因为任何一种批评，既然是一种判断，它就必须诉求成为是一种普遍的判断，否则这种判断只是一种私人化的判断。刚才阎安举的一个“吴门画派”例子，但当时的批评，更多是在鉴赏上，而不涉及一种规范性论证的历史判断。但是如果我们把批评看成是一种与历史判断有关的艺术判断，那么它必然就可以被别的判断所评价。或者说，批评实际上都包含着一种话语，而恰恰是这种话语性，因为每种话语都可能成为普遍的话语，这时候批评才有必要。不管谁为这个命名，不管艺术家是不是成功，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批评话语当成艺术史事实来论证来辩护，不能把它们当成自然而然的，而应该把它们视为随时需要被反思的某种话语。

    蒲鸿：我觉得刚才邹老师讲的蛮对的。因为我们的批评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最后很切实点上。比如说把一个问题泛化的态度，这是批评家不能持有的立场。但是我觉得，就像讨论70后、80后，我们没有从词源的考证上来谈它，因为我感觉这个问题涉及到命名的问题，因为现在的批评家，比如说他把“70后”的概念命名了，他规定了一批人的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