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考古发现西汉墓葬有几万座，但发现黄金很少。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发现西汉时期有大量的鎏金器物，这些似金而非金的器物，说明人们对金的性能和利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记者：西汉的鎏金器物只说明古人对金的性能和利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我国金银器真正的发展高峰出现在唐代，“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原因何在？

    齐东方：一是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促进了金银器的发展；二是当时政府对金银制作大力支持和妥善管理。唐前期有一个金银作坊院，直接隶属中央官署，它就是做金银器的，把大量的优秀工匠集中到中央，高级工匠不可以“纳资代役”，必须到中央服役，有利于优秀匠人之间的交流。官府里制造器物，材料充足，时间有保障，大大促进了金银器的发展。唐末期有一个叫文思院的地方，专门为皇室制造金银器。法门寺出土的部分金银器带有文字刻铭，反映当时官府的金银制作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有严格的生产责任制。 

    霍去病打西域受赏50万斤金

    记者：您曾称金银器为“社会运转的润滑剂”，这是说它能加速社会变革进程还是有其他涵义？

    齐东方：可以说，黄金、白银曾诱发过人类灵魂的丑陋和罪恶，也导致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由于金银器体积小、价值高，因而成为皇帝、官员进行赏赐或进奉的物品。文献记载西汉霍去病打西域回来，汉武帝赏赐霍去病黄金五十万斤；南朝宋曾经赏赐北征的将士，动员后宫将金钗拿出来；唐高宗秘密派人赐金银宝器一车给重臣长孙无忌，向他行贿，腐蚀他，以换取他对立武则天为后的支持。上述例子反映了金银器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参与了政治。

    另外，考古发现的许多器物上刻有文字，直接表明由谁来进奉。很多地方官员为了升官邀宠，把很多金银器进奉到中央来。这种情况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皇帝也感觉到进奉之风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有时会下令禁止。唐玄宗和文宗时期，曾经下令禁止地方向中央进贡金银器。但考古发现在现实中并没有真正落实。用金银制造器物是最好的选择，它能够把具有很高价值的东西变成非常轻便、易于搬运的东西，能够浓缩大量的等额财富的体积，做成器物，又是精美的工艺品。赏赐或进奉直接关系到当时整个社会的运转。

    记者：据说以南方进奉的为最多，是不是和产地有关——《千字文》提到“金生丽水 玉出昆冈”？

    齐东方：是的。8世纪中叶以后南方进奉的金银器土人增多，我举两个例子：9世纪唐朝敬宗皇帝两次向浙西索要金银器物，所需银竟达二万二千四百余两，金一百三十两，数目惊人；王播任淮南节度使期间，三次进献的金银器皿达5900多件。中晚唐南方金银器制作行业的崛起，得益于地理条件的优越。唐代产、贡金银的州府大都在南方地区，全国产金地南方占92%，产银地南方占94%。仅岭南道产金、银之地分别占全国的53%和69%。“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地区既有丰富的金、银资源，又有金银作坊和工匠，加之当时商品经济发达，金银制造业必然得以发展。

    金银器曾任“文化交流外交官”

    记者：虽然金银器只是器物，但它承担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使者”。请简单介绍一下。

    齐东方：汉唐是古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期，这时期大量外国人到中国，带入他们的物品和文化，在这个背景下，唐朝时出现了一大批外来或中国仿造的新器物，如带把的杯、高足杯、多曲长杯。而唐朝时人们既能从传统文化中移植作品，又能汲取外来文化的一些营养，然